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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维坦按：
电影《阿甘正传》中，当他忽然有一天开始跑步时，很多人不明白他跑步的意义何在，媒体不断在追问：你是为世界和平而跑步吗？你是为无家可归者跑步？你是为女性权利跑步吗……他们就是无法明白阿甘的那句话：有些人跑步，什么都不为。
同样，我们一生中所热爱和追求的，并不必然伴随着一个“这有什么意义”的追问，它本身就是意义。只不过，在现今媒体和商业社会下，很多事物都被冠以了工具化的叙事：这种叙事看似有道理，殊不知，这让我们在不经意间远离了食物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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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十年来，米高梅电影公司（MGM）出品的电影总是在雄狮利奥的怒吼中拉开序幕，环绕它的是那句座右铭——Ars gratia artis：为了艺术而艺术。鉴于米高梅是一个庞大的营利机器，我们或许会怀疑这种高尚情操的诚意。尽管如此，除了饱受争议的“道德提升”目标外，这确实表达了人们拍摄电影为数不多的正当理由之一。为了其他任何目的——利润、自我推销、宣传——而创作的艺术，根本算不上真正的艺术，至少在最纯粹的意义上不是。
因此，当我看到最近一份“国家艺术通行证”（National Art Pass，持有者可免费或减价进入英国各地的美术馆和博物馆，编者注）的广告时，感到有些震惊。其标语“见识更多，活得更精彩”（See more. Live more）听起来没错：艺术确实充实了我们的生活。
但事实证明，这里的“更多”纯粹是数量上的，而非质量上的。“用艺术为你的生命增寿几年，”主标题这样宣告，紧接着是：“在美术馆和博物馆度过时光可以助你长寿。”艺术不再是为了艺术本身，而是为了你的心脏——而且是肉体上的心脏，而非精神上的。这种关于艺术的宣传已变得无处不在，英格兰艺术委员会也在推销一种观念，即“参与创意和文化活动已被证明对个人和社区的健康有益”。
阿尔贝托·贾科梅蒂（Alberto Giacometti）《行走的人II》（1960年），现藏于华盛顿特区国家美术馆。© Billy Liar/Flickr
我或许对那张宣传海报感到震惊，但并不感到意外。长期以来，我一直在私下哀叹“万物皆工具化”的倾向：似乎再也没有什么事物本身具有价值，而仅仅被视为服务于某种实用功能的手段。我最早察觉到这一令人遗憾的趋势是在2010年，当时我不幸受命评论格雷琴·鲁宾（Gretchen Rubin）的书《幸福计划》（The Happiness Project，2009），该书记录了她整整一年对幸福生活的刻意追求。书中有一段话对我的冲击如此巨大，以至于我今天几乎都还能逐字复述。她与丈夫的一天开局不顺，但在道歉之后，鲁宾写道：
“我们拥抱了——至少持续了六秒钟。我从研究中偶然得知，这是促进催产素和血清素流动的最短时间，这些提振情绪的化学物质能增进感情。紧张的时刻过去了。”
这给我留下了一个令人胆战心惊的画面：一个女人拥抱丈夫，不仅是出于爱或温情，更是为了释放荷尔蒙并缓解压力。这些句子凸显了她的“幸福计划”是如何让她在做每一件事时都带着“改善情绪”的目的。似乎没有其他事情比这更重要，甚至连真相也不例外。在为期一年的“把自己当成快乐机器”的实验结束时，她反思了哪些改变了，哪些没有。“也许我只是在看我想看的东西，”她思忖道，接着又加了一句：“也许吧，但谁在乎呢？”只要能让你感觉好点，管它真假。
在目睹了“为了幸福而拥抱”到“为了长寿而创意”的这些年间，我见过无数类似的例子：生活中一切美好的事物，都不是因为它们本身的价值而被提倡，而是因为它们能带来的物质性好处。这种工具化已经悄然成为常态，以至于我们甚至没有意识到它的怪异，更遑论其错误之处。我们似乎也没有意识到它究竟有多么普遍。然而，它的影响却十分深远，一次又一次地让我们迷失在生活的真正价值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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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诊断问题所在并提出解决方案之前，我有必要为“万物皆趋于工具化”这一看似极端的论调正名。这绝非修辞上的夸张，而是我真心觉得，几乎所有有价值的事物，在提及自身价值之前，都至少有人先强调了其功利效用。
以去教堂为例。大多数信徒认为礼拜是一种虔诚的义务，而不是获得进入天堂的实用手段。然而，如今甚至一些基督徒，比如在《卓越基督教》（Premier Christianity）杂志上撰文的黛博拉·詹金斯（Deborah Jenkins），也会引用研究指出：“成为教会社区的一员可以延长寿命、减少抑郁并促进积极的心理健康。”
我今天随手翻阅的一本书，则主张祈祷有助于身体健康，并引用一项研究称：“每日的礼拜祈祷在心血管系统、血液以及肌肉和骨骼方面都带来了显著的医学益处。”当然，如果被质疑，没有人会说这些是实践宗教的最佳理由。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将这些当作非常好的理由提出来。此外，这些理由看起来更可信，也更“科学”，至少比“一个充满爱意的造物主真的在乎你如何度过周日上午”这样的说法更容易被接受。
© The Telegraph
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我们甚至被赋予了达到性高潮的工具性理由。《每日电讯报》（The Telegraph）2015年的一条标题——“科学家称每天一次性高潮或可预防前列腺癌”——概括了一种如今广泛传播的观念：男性进行性生活或自慰的最佳理由之一，不再是为了获得快感、亲密或释放性紧张，而是为了保护自身健康。
你可以花很长时间去列举那些人们本身就珍视的事物，希望找到一个从未因其健康、财富或幸福方面的好处而被称赞过的例子。但这样的寻找注定徒劳。北方歌剧院（Opera North）的网站列出了唱歌的10个好处，其中只有一个——“它可以让你表达自我”——与艺术和创造力有关。其他的包括“让你感觉更好”、“增强肺功能”、“帮助缓解压力和放松”、“有助于改善记忆”、“在生活艰难时提供帮助”以及“提升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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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倡导与自然重新建立联系的人，其理由同样迎合了那种以自我为中心的功利主义享乐观，而正是这种观念最初导致了人类与自然的疏离。英国国民信托（The National Trust）谈到“在自然中行走有助于身心健康”，而日益流行的“森林浴”则鼓励我们把林地当作一种可以“走进去”的诊所。这些所谓的自然倡导者似乎没有意识到其中的讽刺之处：如果我们走进树林只是因为它们能为我们做什么，那么我们的心态，与那些砍伐树木的人所持的剥削性、掠夺性思维其实并无不同。
甚至连哲学——这种以无功利之心追求智慧的活动——也未能逃脱被工具化的魔咒。如今，大学仅仅宣称其课程能让你探索一些最根本的存在问题已经远远不够了。现在的问题显然更加注重实际利益：哲学如何帮助你买房或积累养老金？哲学常常被宣传为“可迁移思维技能”的训练课程，而这些技能最常应用于何处，也显而易见：职场。剑桥大学哲学系专门辟出一整页网页，介绍其教授的五项对简历大有裨益的技能：思维能力、沟通能力、组织能力、人际交往能力和研究能力。
当工具化应用于我们与他人互动或为他人所做的事情时，它就显得尤为有害。康德将其视为一种“绝对命令”（categorical imperative）——一种道德上的绝对要求——即“对待人性，无论是自身还是他人，始终将其视为目的，而绝不能仅仅将其视为手段”。我们用来描述将他人工具化的词语，也恰恰反映了我们认为这种行为的腐蚀性：去人性化、物化、剥削。这也正是为什么，把社会关系工具化不仅是不道德的，而且最终会适得其反。如果我们开始强调社会关系能为我们带来什么，那么我们就把其中的他人当成了实现自我提升的工具。
试问自己：我们有多少的爱好是出于本心，而不是出于利益性的目的？© GIPHY
我甚至还没有来得及列举那些已被例行公事般工具化的活动。我们还可以加上园艺、运动、露营、游泳、参与竞选、社区志愿服务、烘焙面包、手工艺、写日记、大笑、说“谢谢”。我们越来越少地去问这些事情本身有什么价值，而是去问它们能为我们带来什么好处。而所谓的“好处”，指的正是健康、财富以及世俗意义上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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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出于本身价值而热爱自然、艺术、学习、友谊等事物的人，或许会觉得强调它们的工具性好处令人反感，但这样做究竟有什么害处呢？毕竟，一个过着工具化生活的人和一个没有这样生活的人，可能在做完全相同的事情。
这种反对意见忽略了一个事实：良好生活不仅取决于我们做什么，还取决于我们如何去做。两个拥有相同文化日程的人，可能去看同样的展览、观看同样的电影、聆听同样的音乐，但如果他们的动机根本不同，那么他们所生活的世界也就截然不同。
要理解这一点，我们必须回到一个基本问题：为什么任何事物会具有价值？
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是最早（当然并非最后一个）指出这一点的人之一：我们做某些事情是为了达成其他目的，而另一些事情则本身就是目的。只有后者具有内在价值，而作为手段的事物只具有外在价值。如果我们要问生命中的终极价值在哪里，那么显然，它存在于那些具有内在价值的事物之中。
这道理如此浅显易懂，以至于人们可能会觉得它老生常谈。但它值得我们跨越时代、贯穿人生各个阶段反复强调，因为我们很容易被纯粹的功利性事物所蒙蔽，而忽略了真正有价值的东西。金钱当然是最明显的例子。金钱的价值在于它的购买力，它可以用来获得我们最珍视的许多东西。然而，我们似乎总是忍不住想要积累更多的金钱，永远觉得不够，从而忽略了与爱人相处的时间和我们热爱的活动。
追求外在价值而非内在价值，本就是一种相当常见的错误。而对一切事物的工具化则又更进了一步。它不仅让我们偏离那些本身就有价值的事物；它还剥夺这些事物的内在价值，把它们变成纯粹的手段。更糟的是，这些“目的”本身甚至也并不具备价值。
想一想，工具化究竟服务于什么：健康、财富以及心理幸福感。这些目标显然都令人向往，以至于我们很容易忽略一个事实：它们都不具备内在价值。这一点对于财富显而易见，但对身心健康同样成立。
先看身体健康。
我们常常谈论它，仿佛它是最重要的一切。这也是为什么奥古斯滕·巴勒斯（Augusten Burroughs）那句“当你拥有健康，你就拥有一切”会在网络上广泛传播。但我们并不是为了健康本身而重视它。我们看重它有两个原因：其一，失去健康通常意味着痛苦和折磨，而这些本身就是坏的，应当避免；其二，拥有健康能让我们更有能力去做那些赋予生活意义的事情。
电影《羞耻》（Shame）剧照。© 豆瓣电影
然而，一个没有爱、缺乏有意义活动或体验的健康人生，将是空洞的。事实上，许多慢性病患者在经历中让自己和他人都感到惊讶：他们发现，健康其实并不是最重要的东西。在疾病中，他们更清楚地看到什么才是最重要的，并发现，与其健康却被人厌恶，不如生病却被人爱着。正如一位使用轮椅的受访者对护理学副教授伊丽莎白·林赛（Elizabeth Lindsey）所说：“即使我行动不便，我依然可以充实地生活，因为对我而言，生命源于内心。”身体健康固然重要，但它只是一个基础，让我们更容易欣赏真正重要的事物。事实上，林赛还谈到“疾病中的健康”，她认为，真正意义上的健康并非仅仅是没有疾病[1]。
即便心理健康本身也并非最终目的。心理疾病本质上是负面的，因为它是一种毫无所得的痛苦。然而，拥有良好的心理健康，正如拥有健康的体魄一样，仅仅是通往那些更具根本价值之物的路径。甚至某些心理上的痛苦也并非本质上的坏事。悲伤其实是有益的，因为它证明了当我们所珍视的人遭遇不幸时，我们的情感反应正在正常地运作。
甚至连幸福——这或许是被工具化论调引用最广的益处——也不是一种内在的善。如果一个人因看到自己偏见所憎恨的人受苦而感到幸福快乐，这绝非好事。生活在化学药物制造的虚幻中，虽然满足快感却与现实世界脱节，这也不叫好事。当你的伴侣在背叛你，而你却生活在一段关系稳固的幻觉中并感到幸福，这同样不是好事。清醒的痛苦或许比幸福的无知更难受，但这并不意味着无知就是好事。
亚里士多德在将“心盛”（flourishing）定为人类最高之善。© wikipedia
那么，如果健康、财富和心理健康都不是本质上的善，究竟什么才是“内在之善”呢？哲学家们屡屡犯错，试图将某种单一事物定义为“至善”（summum bonum），即人类的“终极利益”。对亚里士多德而言，它是理性的沉思；对佛教徒而言，它是痛苦的消解；对康德而言，它是善良意志；对功利主义者而言，则是幸福。然而，似乎没有理由将具有内在价值的事物狭隘地限制在某一种状态或活动中。亚里士多德在将“心盛”（flourishing，即“幸福/蓬勃生活”）定为人类最高之善时更接近真相，他的错误仅在于对“何为蓬勃”给出了过于教条的规定。当我们的生活投入到那些因其自身而非他物而具有价值的事物中时，我们便处于蓬勃之中。蓬勃的形式如同人类个体一样千差万别。尼采认为没有音乐的生活将是一个错误，但对于那些对音乐无感的人来说，这并非错误。认为生命的终极价值源于具有内在价值的事物的观点，本质上是多元主义的。
人类的内在之善涵盖了所有那些无需进一步辩解就能让生命值得追求的事物。若问及它们“有什么意义？”，这本身就是一种误解。它们本身就是意义所在。我们无法通过论证来说明它们为何有价值，只能描述是什么让它们具有价值，并期待他人能识别出其中的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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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我们可以说，在森林里度过的一天首先就应当被珍视，因为它让我们意识到生命存在的奇迹，并对自然界感到惊叹。参与或观看一项运动，意味着亲身经历或见证身心合一的挑战与喜悦，这种合一比生活中其他任何事都更加完美。学习一门外语是通往另一种文化的门户，让你能与该文化的成员交流，接触其文学与媒体。所有这些事物都充实了我们的生命，拓宽了我们的阅历，即便它们没能让你的寿命延长一秒，或让失智症晚发生一天，它们依然是有价值的。如果你仅将它们视为增强心理、情感或体能的手段，以备未来那些可能（也可能并不）同样有意义的时刻，那么你便分散了注意力，离开了此时此刻真正有价值的事物。生活不是为了未来的排练。它是一场已经开始的比赛，而时间正在流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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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在价值与外在价值的区分在概念上或许清晰，但在现实世界中很快就变得不那么分明。显而易见的是，许多事物既具有内在价值又具有外在价值，正如我之前论证的那些被错误工具化的事物一样。工具化本身并不创造外在价值，它只是将外在价值提升到内在价值之上。
此外，内在价值也并非总是优先于外在价值。人类有现实的生存需要，有时赚钱、劈柴或获取食物，比读小说或陪孙辈玩耍更为重要。许多事情本来就必须出于工具性目的去做，而如果一个人只从事那些具有内在价值的活动，那将是一种极为特殊的特权，甚至是一种奢侈。
还有，并非所有外在利益都具有相同的价值。有些利益比其他利益更能服务于最终价值。为了博取老板的欢心、赚取金钱而阿谀奉承，最终只会让我们远离人生最重要的东西，而且也无法保证我们以后还能回到正轨。相比之下，学习伦理学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实现美好生活的手段，但这个目标近在咫尺，几乎可以算作一种善。
这也是为什么我认为，“为艺术而艺术”与“艺术作为教化工具”的争论在某种程度上是被误导的。有些艺术，尤其是器乐和抽象绘画，确实应该只为其自身而被欣赏。但许多文学、电影和戏剧作品，能够为我们提供关于伦理、政治以及人性的洞见。所有这些理解，都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生活，更加关注自己和他人生活中真正重要的东西。这样的艺术可以被视为通向道德教育的手段，但在优秀的艺术中，手段与目的紧密交织，以至于这种区分显得人为刻意。例如，任何关于安东·契诃夫为何是伟大剧作家的论述，都无法把他的戏剧技巧与其作品所体现的人性分开。许多说教式艺术的问题，并不在于它包含教训，而在于这些教训表达得过于粗糙简陋。这类作品不仅艺术性低，也不是好的教育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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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在价值与外在价值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而工具化的一个问题在于，它试图将这种复杂性扁平化、简单化。它鼓励我们找出“最有用”的东西，并将其从那些具有终极价值的事物中剥离出来，置于其之上加以优先考虑。在这样做的过程中，它往往削弱甚至破坏了它原本声称要最大化的那些好处。
以社会关系为例。我最近听说有一项研究[2]称，无论做什么——甚至是阅读——与他人一起做，都比独自进行对我们更有益。这一信息如今被广泛传播，人们也因此知道，社交对身心健康很重要。但友谊和共同体最有价值的特质之一，恰恰在于它们让我们摆脱对自我的关注，使我们更加意识到他人的需要。要从社交中真正获益，我们必须以正确的心态去参与：因为关心彼此而相处，因为彼此有启发性，因为我们享受成为共同体验或共同事业的一部分。如果我们只是出于提升个人幸福感的目的去交往，那么我们很可能无法获得社交本应带来的那些益处。
工具化看起来很高效，因为它让我们直接奔着想要的实用结果去。但结果往往弄巧成拙。很多时候，如果你仅仅为了得到某种好处而去开展一项活动，你反而得不到它。那些看起来像是走捷径的做法，最后却成了断路，把你真正想达成的目标给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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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工具化是一种如此严重的错误，那我们为什么还会走到这一步呢？毕竟，我们并不是有意要剥夺那些最珍视的活动的意义，或把朋友当作提升心理状态的工具。工具化的根源，源于西方现代性中几个相互关联的特征。
启蒙运动使一种观念得以成熟：主权且自主的个体具有首要地位，这一观念在古典思想和基督教传统中都有深厚根基。几个世纪以来，这种观念逐渐成为一种“常识”。每个人都被认为应当是自己命运的主宰，是自己人生故事的作者。自我表达与自我决定被视为成为“真实自我”的关键。
在一个权力由少数人掌控、多数人被压制的时代，启蒙思想家提倡更大的个人自由无疑是正确的。但人类同样是社会性动物，不可能完全自主。现代性的错误在于忽视了这一点，把所有重心都放在个人自由上，而对彼此的依赖关注不足。这导致对自主性的过度强调，把对个体性的推崇推向了极端。其结果就是“原子化”：一个我们彼此之间的分离被不断放大的世界。
让·胡贝尔（Jean Huber），《哲学家的晚餐》（Un dîner des philosophes，1772）。© Courtesy the Voltaire Foundation/Wikipedia
这种原子化的世界具有若干特征，而这些特征都在助长工具化。首先，它滋生了一种“控制的幻觉”。在被鼓励去感受自身自主性的同时，我们忽视了一个事实：有太多事情并不在我们的掌控之中。世界的发展既会随机地带来机遇，也会随机地制造障碍。我们甚至都无法完全掌控自己。我们的基本构成——性情、人格、天赋与局限——并非出自我们的选择；我们也无法直接触及思想与意志背后的隐秘机制，不能随意决定自己喜欢什么或相信什么。
然而，在被预设为自由而自主的前提下，我们会想象自己可以操控世界，去实现一切想要的东西。幸福、健康与成功似乎唾手可得，只要我们做出正确的选择即可。于是，世界就变成了一系列可以拉动的杠杆和可以按下的按钮，一切都服从于我们的意志。简而言之，一切都可以、也必须成为实现我们所选择目标的手段，因为我们认为这正是自我决定的必要条件。
在晚期资本主义，我们的自主能动性越来越多地通过“消费者”身份来体现。自由首先被理解为如何支配金钱的选择上，并伴随着一种承诺：只要付出金钱，所需的一切都可以获得。消费主义心态不仅影响了我们对待商品的方式，也影响了我们与万事万物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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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便是，世界本质上变成了交易性的——一切都成了获取其他东西的工具。约会软件让人产生“挑选伴侣如同购物”的感觉这绝非偶然，因为我们甚至用消费的框架来看待伴侣关系。政治也变成了一种“以选票换取利益”的交易，在这种逻辑中，选民和政客都相信胜者通吃，就像拍卖中出价最高者赢得一切，而支持失败一方的人则被抛诸脑后。民主本应是协调不同诉求的机制，而不是让胜者得到一切。投票应当是表达意见，而不是保证结果。但在新的消费主义心态中，选票不再意味着赋予责任，而是购买权力。
工具化的另一个深层文化根源，是那种从自然科学中悄然渗透进我们文化的还原论。还原论的核心观点是：理解事物运作方式的方法，就是将其拆解为各个组成部分。这种思想在几个世纪里为自然科学立下了汗马功劳。然而，它在社会科学领域的相对失败，揭示了其局限性。经济、社会和心理活动无法通过简单的机械过程来解释。我们已经意识到，即便在自然科学中，仅靠拆解事物所能解释的东西也极其有限；观察系统作为一个整体如何运作，具有同样——有时甚至是更重要的——意义。
许多工具化行为背后，其实都潜藏着一种无视系统整体、仅关注局部元素的粗糙还原论。一次丰富的体验（例如户外活动）被简化为促进血液循环或释放荷尔蒙的手段。艺术本能激发出各种复杂且往往相互冲突的情感，如今却仅因其唤起某些积极情绪的能力而受到推崇。社会纽带本会带来痛苦与心碎，也会带来喜悦，如今却被简化为“情感支持”的来源。
当对个人自主权的过度迷信、交易式的消费者心态，以及对事物运作规律的还原论态度结合在一起时，我们便不可避免地将世界视为一个可以为了提升自身福祉而随意掠夺的资源库。悲哀的是，当我们这样做时，我们实际上是在忽视而非服务于我们内心最深层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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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扭转这种“万物皆工具”的倾向，我们的文化会变成什么样？当然，我们仍会为了达成某些目的而去做很多事。我们也会欣然承认，生活中许多美好的事物同样会带来工具性的益处。但我们会将这些益处视为令人欣慰的副作用，而非其核心目的。一个“去工具化”的世界，将是一个让我们更加关注此时此刻真正价值的世界。
以友谊为例。我们从他人身上获得的个人益处是真实存在的，但这些益处不应成为与他们相处的理由。人际关系的价值在于我们珍视身处其中的“人”，而非因为与他们共处能让大脑分泌内啡肽。大卫·休谟在两个多世纪前就纠正了这一错误，他写道：“我因善待朋友而感到快乐，是因为我爱他；但我并非为了那份快乐才去爱他。”拒绝工具化，就是要明白：感觉良好往往是良好生活的结果，但它并不构成良好生活本身。
欣赏事物本身的价值，而非它们可能带来的利益，这是一种解放。它将我们从内心的重压中解脱出来：我们不再需要时刻确保自己的所作所为服务于某个更长远的目的，也不必用未来可能积攒的筹码来为当下的每一天辩护。
把生命活到极致，意味着充分领略生活赋予的一切，而不是试图从中榨取可兑现的利益。它让我们认识到，美好的生活是我们每天都能拥有的，无论是在细微之处，还是在宏大之中。最重要的是，它告诉我们，我们所爱的人与物，其存在本身便已足够，无需附加任何功能，就值得我们倾注时间与关怀。活在这个世界上，并领悟到“生活本身即是目的”，这便是通往生命圆满的钥匙。
译/树上的男爵
校对/t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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